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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董其昌行书《三思疏》  

2015-11-11 22:23:26|  分类: 【董其昌书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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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chengyi606《董其昌行书《三思疏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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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徵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原文及赏析
【原文】
臣闻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;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,根不固而求木之长,德不厚而思国之安,臣虽下愚,知其不可,而况于明哲乎?人君当神器之重〔1〕,居域中之大〔2〕,不念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,斯亦伐根以求木茂,塞源而欲流长也。
凡百元首,承天景命〔3〕,善始者实繁,克终者盖寡。岂取之易,守之难乎?盖在殷忧〔4〕,必竭诚以待下;既得志,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,则吴、越为一体;傲物,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〔5〕,振之以威怒,终苟免而不怀仁,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,可畏惟人,载舟复舟,所宜深慎。
诚能见可欲,则思知足以自戒;将有作〔6〕,则思知止以安人;念高危,则思谦冲而自牧〔7〕;惧满溢,则思江海下百川;乐盘游〔8〕,则思三驱以为度〔9〕;忧懈怠,则思慎始而敬终;虑壅蔽,则思虚心以纳下;惧谗邪,则思正身以黜恶;恩所加,则思无因喜以谬赏;罚所及,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,宏此九德〔10〕。简能而任之〔11〕,择善而从之,则智者尽其谋,勇者竭其力,仁者播其惠,信者效其忠。文武并用,垂拱而治。何必劳神苦思,代百司之职役哉!

【译文】
我听说:想要树木生长,一定要稳固它的根;想要泉水流得远,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;想要国家安定,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。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,根系不稳固却想要树木生长,道德不厚实却想要国家安定,我虽然最愚昧无知,(也)知道这是不可能的,何况(您这)明智的人呢!国君掌握着国家的重要职权,据有天地间重大的地位,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,戒奢侈,行节俭,这也(如同)是砍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,堵住源泉而想要泉水流远啊。
(古代)所有的君主,承受上天(赋予的)重大使命,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,能够保持到底的(却)很少。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?因为处在深重忧患之中,一定会竭尽诚心地来对待臣民。既已成功,则放纵自己的情感来傲视别人。竭尽诚心,就会使敌对的势力(和自己)联合,傲视别人,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。虽然(可以)用严酷的刑罚监督(人们),用威风怒气来吓唬(人们),(人们)最终苟且免于刑罚但不会感恩戴德,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。怨恨不在大小,可怕的只有老百姓;(他们像水一样)能负载船只,也能颠覆船只,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。
如果真的能够做到:见到自己喜欢的,就想到知足来自我克制;将要兴建什么,就要想到适可而止,来使百姓安宁;想到(自己的地位)高高在上充满危机,就要不忘谦虚来(加强)自我修养;害怕会骄傲自满,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容纳千百条河流;喜爱狩猎,就想到网三面,留一面;担心意志松懈,就想到(做事)要慎始慎终;害怕受蒙蔽,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;畏惧说坏话的人,就想到端正自己的品德来斥退奸恶小人;施加恩泽,就要考虑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;动用刑罚,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。全面地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,发扬光大“九德”的修养,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,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,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,勇敢的人就能完全尽到他的力量,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,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;文臣武将一起任用,垂衣拱手、不亲自处理政务,天下就能治理好。为什么一定(自己)劳神费思,代替百官的职责呢?
【注释】

〔1〕神器:帝位。
〔2〕居域中之大:占据天地间的一大。《老子》上篇:“道大,天大,地大,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,而王居其一焉。”域中,天地间。
〔3〕景:大。
〔4〕殷:深。
〔5〕董:督责,监督。
〔6〕作:兴作,建筑。指兴建宫室之类。
〔7〕谦冲:谦虚。自牧:自我修养。
〔8〕盘游:打猎游乐。
〔9〕三驱:一年打猎三次。《礼·王制》:“天子诸侯无事,则岁三田(猎)。”
〔10〕九德:指忠、信、敬、刚、柔、和、固、贞、顺。
〔11〕简:选拔。
【补注】
1.求木之长者。长:另有一种解释,认为“长”应读cháng,即“高大”之意,可能考虑到与“流之远”的“远”相对。但从文意推敲,仍理解为“生长”之意为好。“固其根本”,与树是否能存活生长有关;而有些树,即使“固其根本”,也是长不高大的。
2.戒奢以俭。以:另一种解释是把“以”看作介词;“戒奢以俭”意为“用节俭来戒掉奢侈”,也通。3.诚能见可欲。“诚能”二字是贯穿整个“十思”的,即“如果真的能够做到……”的意思。
4.三驱以为度。三驱:另有两种解释。其一认为“三驱”是狩猎时从三面驱赶,让开一面,以示好生之德;其二是认为“三驱”指为了三个目的而狩猎:一供祭祀,二享宾客,三充君之庖厨。比较优长,还是以课本中的注释较符合文意。
【赏析】《谏太宗十思疏》试析
《谏太宗十思疏》(以下简称《十思疏》)是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徵的一篇奏议。魏徵以刚正不阿、敢于直谏而名垂史册。他同那些尸位素餐、苟合取容的封建官吏不同,有意见敢当面提,当面顶,不口是心非,不看上司的脸色行事。后世一些诤臣,如称为青天的包拯都以他为楷模。他不仅敢谏,而且善谏。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魏徵去世,十七八年间共上重要奏议二百多次,达数十万言。他很注意进谏的方法和实效。他的意见大都为唐太宗采纳,使唐太宗避免了政治上的不少失误。唐初社会能出现号称“贞观之治”的太平盛世,作为谏臣的魏徵是有其功的。
魏徵出身于小官吏家庭,从小丧父,家境清寒,但非常好学,即使避难出家当了道士,也仍然潜心读书。他十分关心政治,反对隋朝暴政,同情人民疾苦。后来毅然加入了农民起义军。投唐后,先事太子建成;玄武门之变后,才成为太宗的得力助手。他的生活道路使他比较清醒地看到人民的力量,因此“民本”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。他非常重视历史教训,认为隋文帝统一天下后,经过精心治理,不到二十年而臻于富强,可谓善始,但隋炀帝却不能善终,“恃其富强,不虞后患”,骄奢纵欲,徭役无已,邪恶的人受宠,忠正之士丧身,结果“民不堪命,率土分崩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一)。因此他提出把布德施惠、礼仁诚信作为治国大纲,主张轻徭薄赋,明法慎刑。为了保证这些政治主张得以实施,他还强调广开言路,慎选人才。虽然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,但在当时的条件下,却顺应了历史潮流,符合人民的愿望。
《十思疏》写于贞观十一年,是魏徵奏议中十分重要的一篇,也是魏徵给唐太宗开的一剂很及时的良药。
唐太宗曾说:“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,恐为民害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)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,不敢过分使用民力,能够节私欲,明赏罚,听取下级的劝谏,甚至被誉为“从谏如流”。到了贞观中期,生产有了较大发展,人民生活逐渐富裕,加以对外战争年年胜利,边防巩固,国威远扬,于是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,唐太宗渐渐骄奢,渐渐忘本,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,渐渐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。就从魏徵进呈《十思疏》的贞观十一年来看,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,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、宣尼庙;二月巡游洛阳宫,六月巡游明德宫,十月猎于洛阳苑,十一月又巡游怀州,狩于济源。老百姓为了服徭役,长年不能回家,为此有的大臣向唐太宗进谏,太宗却说:“百姓无事则易骄,劳役则易使。”(《新唐书·魏徵传》)他再不像过去那样爽快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。尽管“百姓颇有怨嗟之言”,可是这声音被朝野上下歌功颂德的欢呼声淹没了。然而,魏徵却在这一年从三月到七月,五个月中连给太宗上了四疏,《十思疏》就是其中的一篇。
在《十思疏》中,魏徵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眼力抓住了唐太宗“忘本”(即忘记“以民为本”)、“忘危”(即忘记隋亡的教训)的根本问题,针锋相对地提出“十思”,以“思”治“忘”,实在是一剂良药。奏议用一“思”字贯穿始终,阐明了要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的道理。
第一段提出全文要阐明的人君必须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的主旨。作者用了两个比喻,先从正面说明木必固根,流必浚源,引出治国必积德;再从反面说明源不可不深,根不可不固,德不可不厚,这是一般人都能明白的道理,“而况于明哲乎”。接着指出作为人君如果连一般人都不如,竟不考虑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,那么想长治久安,就同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一样只能是一种妄想。这两层意思成为鲜明的正反对照。
第二段指出人君有始无终,天下易取难守的原因,从反面论证“居安思危”的必要性。先指出过去几乎所有人君都不能善始善终的历史现象。然后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:在没有取得天下时,忧患深重,所以能团结臣民,竭诚待下;一旦得了天下,当了人君,便难免踌躇满志,纵情傲物。“傲物”的进一步发展,就难免滥用刑威来对付百姓。而这只能使百姓存着幸免的心理,却不会感恩怀德;表面恭敬,而心里不服。最后指出历代帝王不能善始善终的最根本原因是忽视了人民的力量。须知这股力量就像水一样,可以载舟,可以覆舟。换言之,人民积怨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,最终将推翻暴君的统治。这一段从现象说到本质,逐层剖析,清楚有力。虽然全段未见一个“思”字,但是从反面强调了“居安思危”的重要性。
第三段从正面回答如何居安思危。本段是全文的重点,“十思”则是全文的主要内容。
“十思”,即十条建议,可以概括为“五戒”:“见可欲”、“将有作”两条戒奢侈;“念高危”、“惧满盈”两条戒骄傲;“乐盘游”、“忧懈怠”两条戒纵欲;“虑壅蔽”、“惧谗邪”两条戒轻人言;“恩所加”、“罚所及”两条戒赏罚不公。这“十思”正是针对贞观中期以来太宗的“十忘”提出的,是当时太宗应解决的主要问题。“十思”的每一“思”都是先述太宗在“居安”现状下遇到的实际问题;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。魏徵在这里将思想和行动紧密地联系起来,用意是很深刻的。原来从贞观中期起,太宗崇尚空谈,不务实际的毛病越来越严重。如贞观十一年他巡游洛阳宫,泛舟积翠池,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台楼阁,便大发议论说:“(炀帝)好行幸不息,民所不堪”,“遂使天下怨叛,身死国灭”,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,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:“今其宫苑尽为我有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十)并且他照样地“行幸不息”起来。又如要选拔人才,唐太宗说了千百遍,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。魏徵上疏批评说:“国家思欲进忠良,退不肖,十有余载矣,徒闻其语,不见其人,何哉?盖言之是也,行之非也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七)怎样才能使言行一致呢?那就必须经常反省,从各方面检查自己,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,而不是空谈一气。这就是“十思”的精神实质。
最后,作者说明了:总结“十思”,发扬“九德”,选拔人才,文武并用,则人君就不必“劳神苦思”,而国家却可以“垂拱而治”。“垂拱而治”不同于老子的“无为而治”,它要求唐太宗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,是积极地求治,不是消极地以不治为治。
《十思疏》之所以成为封建时代的君臣宝鉴,它之所以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,主要不在“十思”的具体内容,而在于它揭示了守成时期防微杜渐的必要性。《贞观政要》卷八载:有一次太宗问侍臣:“守天下是难是容易?”魏徵回答说:“很难!”太宗说:“任用贤能的人,采纳谏言就可以了,怎么说难呢?”魏徵说:“看一看自古以来的帝王处在忧患的时候,便能任贤纳谏;一到处于安乐时,必定懈怠了,并且使进言议事的臣子感到畏惧。这样一天天发展下去,最后国家便灭亡了。圣人之所以能居安思危,就是这个缘故。处于安乐而又要忧惧危亡,岂不困难?”这段话也就是《十思疏》的基本观点。魏徵始终坚持用这个观点说服太宗,就在写《十思疏》后一年(贞观十二年),有一次太宗又问侍臣:“创业与守成哪样难?”房玄龄回答是“创业难”,魏徵却说:“从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在艰难时得到天下,处安逸后便失去天下,还是守成难啊!”太宗终于同意了魏徵的意见,说:“玄龄和我一同打天下,百死一生,所以知道创业难。魏徵辅佐我安天下,常常怕我富贵了就骄奢,疏忽了就生祸患,所以知道守成难。然而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,守成的艰难正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!”《十思疏》的主要思想就是提出了居安思危、防微杜渐的必要性。“贞观之治”的后期之所以没有多大反复,就是因为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了魏徵的这一劝谏。我们今天之所以取为借鉴,其原因也主要在此。
在前面的分析中提到《十思疏》的主旨是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,因为全文除了说明居安思危的必要性外,还阐明了怎样居安思危,“十思”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,而“戒奢以俭”是“十思”的主要内容之一。但是如果说作者在第一段是用“戒奢以俭”来概括“十思”,说明怎样居安思危,那就是以偏概全,不合逻辑。魏徵的奏议一向以剀切见称,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漏洞呢?原来这是选文家误删造成的问题。《古文观止》和目前各种唐文选本,大都采用一种经过“删繁”后的《十思疏》,本文也是以此为据进行分析的。对照《贞观政要》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《全唐文》所载原文,在“戒奢以俭”后原有“德不处其后,情不胜其欲”两句;在第二段“承天景命”之后原有“莫不殷忧而道著,功成而德衰”两句。联系第一段开头提出的“必积其德义”和第三段的“宏兹九德”,可见魏徵始终是以“积德”来概括说明应该怎样居安思危的,可见作者的思维是严密的,只是选文家作了不适当的删削。但是“戒奢以俭”毕竟是“积德”的一个主要内容,所以我们在分析时权且借用此原文同“居安思危”一起引来,说明文章的主旨。更准确地说,这篇奏议的主旨应该是阐明了居安思危和积德戒奢的道理。
《十思疏》也是一篇很好的政论文。宋以来就受到文选家的重视,但其文学价值往往被政治价值所掩。其实它在写作方法上也值得我们借鉴。魏徵是初唐时有名的文学家,他的诗歌古朴,散文也不受骈俪的约束,和同时的人比较,他受六朝以来浮艳文风的影响较少。唐人奏疏很多,传颂至今的只有魏徵、狄仁杰和陆贽几家,魏徵是以敢为而被称道的。《十思疏》是一篇骈体文,唐代奏议习惯上都要用骈文写,就是后来反对骈文,提倡古文的韩愈也还用骈文写奏章。然而《十思疏》与当时流行的骈文不同。一方面它充分利用骈文对偶、排比的形式来表达真情实感;一方面又敢于突破骈文的形式束缚,它一不避三排,起句就是三句组成的排比句;二不避首尾虚字,如虽、终、诚能、何必、手、也、哉等;三不避散句,如“臣虽下愚,知其不可,而况于明哲乎”、“载舟覆舟,所宜深慎”等。所以它只能算骈散间行体。同时《十思疏》不用事,不用典,不咬文嚼字。魏徵虽然还是有名的史学家,《十思疏》却看不到他作繁复的引证,也没有僻词典语,只用了两个浅显的比喻。语言朴素自然,精练鲜明。这是同当时追求形式的文风背道而驰的。魏徵这种敢于冲破落后传统的束缚,不拘一格的创造精神,在骈俪风气占统治地位的初唐时代更显得难能可贵。(余国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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